明清官窑瓷的美学价值

　　从商周的原始青瓷，到浙江东汉越窑青釉瓷的产生，陶瓷青釉主宰了陶瓷界近2千年，直到河北唐邢窑白釉瓷的出现，才形成“南青北白”的局面。宋朝的定窑白瓷、景德镇窑的青白瓷、元朝的卵白釉瓷，为景德镇明清官窑彩瓷打下了白釉底釉的基础。当明洪武二年景德镇御器厂开始运行，明清官窑彩瓷开始闪亮登场后，就受到历代宫廷的宠爱。尤其到了清康雍乾时期，皇帝还亲自下旨，派督陶官郎廷极、唐英等人前往景德镇御窑厂督烧官窑瓷。从此，明清官窑彩瓷把中国的陶瓷艺术推向高峰，并享誉世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工艺神话。然而在当时的封建社会，渗透着帝王意志的官窑瓷，没有人敢对其艺术风格、艺术倾向说三道四。直到新世纪后，在世界上着名的苏富比、佳士得拍卖行，拍卖中国的主流艺术品依然是明清官窑彩瓷。

　　明清官窑彩瓷备受欢迎

　　民国年间，京城的古玩名流孙派洲及徒弟耿宝昌收藏、经营和研究明清官窑彩瓷，并在二十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先后出版了《元明清瓷器的鉴定》论文及《明清瓷器鉴定》专着，进一步奠定了明清官窑彩瓷在陶瓷史上的工艺价值地位。因此，明清官窑彩瓷几十年来一直成为收藏、拍卖的主流，盛况空前。但从明清官窑彩瓷六百年来一面倒的赞誉现象，我们可以发现，陶瓷学术界在对待明清官窑彩瓷艺术研究上，学术思想之苍白之老化之僵化。

　　明清官窑彩的发展历程

　　以哲学的思维来看问题，任何事物都有其正反两个方面。当明清官窑彩瓷的工艺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之时，也预示着其艺术性的发展走向衰弱。比如清康雍乾时期的官窑彩瓷在工艺性到达顶峰之后，其后的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时期的官窑彩瓷，无论从器型、釉水、纹饰、胎骨、款式上来说几乎都是在程式化的体系里模仿清三代官窑器的，少有艺术的创新。官窑陶艺匠人在帝王官窑制瓷观念的控制下，失去了艺术创新之灵性、灵气、灵感，他们的生存状况除了年复一年的模仿清三代官窑瓷器之外，别无出路。因为谁都知道:评判一件书画是工艺画还是艺术画?评判一件瓷器是工艺瓷还是艺术瓷?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这件书画、瓷器是否体现了创作者个人的情感、性格、思想、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等等，是否具有原创性?这是一件真正的艺术品的前提。反之，就是通常所说的街头画廊卖出的行画、工艺画，行瓷、工艺瓷，而非真正意义上的陶瓷书画艺术品。

　　再回头看明清官窑彩瓷历代模式化痕迹：清后期仿古水准较高的光绪瓷青花类瓶，是模仿乾隆、嘉道青花赏瓶的；嘉道粉彩碗主要是模仿雍正、乾隆粉彩碗的;清三代仿古水准最高的雍正龙纹盘、玉壶春瓶，是模仿明永宣时期的产品的；而永宣的青花又是仿元的。所以，与其说明清官窑瓷是一朝一朝创新发展过来的，不如说是一代一代模仿变化过来的。

　　从总体上来看，明清官窑彩瓷从明永宣时期开始成熟，到清康雍乾三代进入辉煌，其成功主要在于其工艺性，在于其工艺装饰表现手法的繁荣，而非个性化、情感化、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的进步。如能认识到这点，对重新评价明清官窑彩瓷在陶瓷史上的地位是非常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