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三币”是指第二套人民币中委托苏联代印的3元、5元、10元券(见图)。1950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向中央人民政府上报了第二套人民币改版方案。根据中央对改版人民币的决策，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增设国外业务局印刷处，由陈达邦任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专门委员(全权代表)，赴苏联处理代印人民币事务。
陈达邦(1900～1966年)湖南长沙人，中共党员，抗联革命烈士赵一曼的丈夫，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的胞兄，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1927年9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吴玉章联名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推荐陈达邦调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刷局任综合科科长，负责人民币印刷工作。后升任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1958年7月5日的第78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
1952年4月6日，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叶季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局局长贺晓初和国外业务局专门委员陈达邦一行，会同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代办戈宝权等，就人民币印刷事项同苏联财政部长兹维列夫举行会谈。苏方承诺代印人民币的原则问题由苏方财政局长解决，技术性事项由苏对外贸易部木材出口公司协调，中方由留在莫斯科的陈达邦与苏方洽谈印币技术问题。陈达邦同苏方技术人员经过多次会谈，在印钞技术上达成了共识。8月15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访苏，就包括代印人民币在内的苏联援建中国项目进行双边会谈。周恩来回国时留下李富春、叶季壮、陈达邦等就印钞问题继续与苏方磋商。至9月22日，中方委托苏方代印人民币的协议正式签订。
毛泽东审阅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报的人民币票版设计和印刷方案后提出：“中国人民银行”行名汉字排列顺序应从右到左改为从左到右；票面上不要印自己的像。周恩来对券面图案提出许多重要修改意见，但是对票面上的文字没有任何指示。南汉宸带着印刷局长直接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说：“钞票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马虎不得。”南汉宸当即提出，当前还没有更为合适的字体，最好还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南汉宸的意见得到周恩来的许可。
当苏方技术人员收到中方的人民币样版之后，经检验认为中方设计不符合技术要求，必须重新制版才能印刷。对苏方技术人员提出的改版问题，叶季壮请示国内，周恩来签发回复电报，同意在中国技术人员协助下，由苏方人员重新制版。但是，苏方人员在重新设计制版过程中发现，新版人民币采用的汉字题字没有墨稿，无法制版。经请示国内，答复是在尽可能保持原有风格的前提下，由技术人员作灵活处理。于是，具有魏、隶书法功底的陈达邦，题写了新版人民币券面上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在内的所有需要更换的汉字书法字体。
后来，在原定印制数量上增加10元券2亿张。因之前有两个票种要在苏联重新制版的教训，新增10元券人民币国内只提供版票图案，交苏方由中苏双方技术人员共同作技术处理，直接制版。版样上的汉字由陈达邦参照已印出的钞样，在保证原有风格的前提下作了灵活处理。陈达邦全权负责配合苏方技术人员处理人民币票版的技术问题外，主动参与了印钞数量的清点、装箱、运输等工作。整个印钞、运钞工作都是在绝对保密的状态下运行，陈达邦按照南汉宸行长指示，认真落实各项纪律、制度，确保了人民币的安全印刷、运输和交接。在制版过程中经陈达邦调整、题写的汉字字体，后来改版的几套人民币都在沿用。
1964年4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限期收回1953年版人民币面额为3元、5元和10元的纸币，不再流通使用，“苏三币”从此完成了它的使命。
